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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伊洛瓦底》THE IRRAWADDY
2021年2月，缅甸少数民族社区成员在仰光参加反政权抗议活动。/《伊洛瓦底》（The Irrawaddy）戴维敏（DéwiMyint）2023年6月27日
缅甸的冲突愈演愈烈，政变领导人正在努力维持领土控制，并将其政权确立为国家的合法执政当局。亲民主抵抗的民族团结政府（NUG）也在继续一场艰苦的战斗，一再呼吁其在法律上承认和完全孤立军方执政团（junta），但都是口有耳朵的聋子，尤其是在缅甸腹地。在外交政策方面，军方执政团和民主抵抗运动目前陷入外交僵局。根据国际法，只要亲民主大使觉莫吞（Kyaw Moe Tun）继续占领缅甸的联合国席位，军方执政团就不能成为缅甸的合法统治当局。同样，在进入军方执政团占领的首都内比都之前，民族团结政府无法赢得缅甸政府的法律地位。对于抵抗来说，唯一的出路是通过内比都的投降，彻底战胜军方执政团的军队。理想情况下，抵抗运动的外交政策应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目标：将所有外交努力都指向获得一切可能的援助，以赢得革命战争。抵抗军事胜利的关键在于缅甸的邻国。击败军方执政团的所有重要组成部分——武器和弹药的后勤、抵抗部队的资金以及对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平民的人道主义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缅甸邻国的政策。他们的政策反过来取决于作为少数民族革命组织（EROs）所在地的边境地区的发展。然而，迄今为止，民族团结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似乎表明与少数民族革命组织的协调和协商水平较低。在缅甸边境沿线的九个邦和省中，有七个是少数民族革命组织领土。大多数官方边境贸易口岸位于少数民族邦。通过少数民族革命组织领土的非官方过境点也是所有抵抗部队——包括民族团结政府领导的人民国防军（PDF）——武器和物资的关键路线。此外，少数民族革命组织与邻国当局长达数十年的跨境关系使亲民主领导人能够在一些邻国寻求庇护并相对自由地运作。后者的主要利益——边境安全、双边贸易和投资、依赖少数民族革命组织的跨境关系——都是其对缅甸政策的决定因素。那么，为什么民族团结政府和少数民族革命组织之间，甚至少数民族革命组织之间明显缺乏外交政策协调？答案在于从60年的独裁统治中继承下来的中央集权的外交政策制定文化。在历届军事政权的领导下，缅甸的外交政策变得集中，几乎只关注国家级外交关系，所有国防和安全相关决策都完全由军方进行。外交方面的部际和机构间合作也很罕见，将外国投资、贸易和商业、能源、技术和民间社会关切等相关问题排除在外交政策考量之外。民族团结政府继承了这种集中和孤立的外交政策制定文化，缺乏包容性的利益攸关方参与，也没有考虑外交中应用的各种国家权力工具，这并非其自身的过错。这一直是民主运动在外交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的绊脚石，尤其是在涉及少数民族革命组织在与邻国接触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的情况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民族团结政府和少数民族革命组织的抵抗领导人需要合作，重新调整他们当前的外交政策方向。民族团结政府将需要放弃在法律上承认民族团结政府和完全孤立军方执政团的耗费资源的尝试，这两者几乎都是不可能的。相反，所有外交努力都应着眼于赢得反抗军方执政团的战争。这需要缅甸邻国在人道主义援助、武器装备运输路线以及军方执政团的军事和外交情报方面提供秘密或公开的支持。组建一个由少数民族革命组织领导的非正式但高效的联邦国际关系小组（feder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am），不受手续和程序的限制，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鉴于少数民族革命组织在各自的双边关系和武装抵抗中的关键作用，他们更有能力领导团队。它还将为民族团结政府的外交政策团队腾出稀缺的人力资源，这是一种有效的分工，只要民族团结政府团队与联邦国际关系小组之间保持强有力的协调。尽管族群多样的民族团结协商委员会（NUCC）已经有了一个值得赞扬的外交事务联合协调委员会，但这是一个需要广泛共识的机制，可能需要时间，尤其是在涉及执行紧迫性的情况下。联邦国际关系小组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任何可用渠道，推动在抵抗运动领导层和邻国的主要外交政策决策者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寻求参与现有的非正式外交空间，如1.5轨道和2轨道论坛、民间社会参与平台、人道主义援助网络以及全球和区域多边会议的场外活动，将是第一步。为此，国际关系团队需要调动必要的人力资源和通信网络，以便在这些领域进行富有成效的参与。这将包括动员具有不同技术技能和资源网络的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缅族的团队，根据双边关系或待解决的具体问题进行相应分组。该团队的次要任务是说服邻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印度和泰国）两件事：1、彻底推翻军方执政团是给缅甸带来稳定的唯一途径；2、为了保护各国在缅甸的长期利益，现在支持抵抗比继续与失败的军方执政团接触更合理。第一个问题涉及后军方执政团时期缅甸的稳定，是该地区各国的主要关切。缅甸的邻国尤其担心军方执政团倒台后各种武装组织之间爆发全面内战的最坏情况。尽管听起来很残酷，但对邻国来说，他们的安全（公民的安全和繁荣）优先于缅甸人民的悲惨苦难。根据这种冷酷而务实的算计，他们更喜欢与几十年来对他们来说熟悉的实体——军方打交道，而不是在军方执政团被击败后填补国家安全和权威真空的不太熟悉的部队。然而，同样的邻国和地区大国也有足够的洞察力，意识到军方执政团最终会垮台。这为联邦国际关系小组提供了一条前进的道路。民族团结政府和少数民族革命组织领导人团队的工作将是用具体证据集体说服邻国，军方执政团留下的权力真空将由一个相对稳定（和有能力）的临时政府填补。全面实施《联邦民主宪章》（Federal Democracy Charter）是没有必要的，在现阶段也是不可能的。消除对全国内战和冲突蔓延加剧的担忧，可以从解决军队部署和军方执政团后暂时的领土划分等务实问题开始。总的来说，少数民族革命组织和多数民族缅族领导人需要推销他们对联邦民主的愿景，沟通联邦事务的进展水平，并说服外部政党，将有一个比目前军方执政团统治下相对稳定得多的联邦制度。向邻国政府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是，现在支持民主抵抗是保护缅甸长期利益的更理性的战略选择，这是一项需要邻国政府和少数民族革命组织之间进行广泛的讨论、谈判和大量妥协的任务。相关问题将包括后军方执政团时期缅甸的边境安全、移民、交通基础设施、资源开采、贸易和外国投资政策。关于这些问题的决策超出了民族团结政府的权限，属于位于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革命组织的职权范围。各自的少数民族革命组织现在是事实上的地区当局，根据《联邦民主宪章》设想的联邦制度，它们要么过渡到法律上的地区政府，要么在这些政府中占据领导地位。皮塔·林家罗拉（Pita Limjaroenrat），赢得泰国赢得大选的前进党（MFP）领导人最近就缅甸问题发表的声明进一步证明，上述双边关系问题优先于人权问题。声明的最后一段承认了“缅甸困境”的“多方面挑战”，并列举了泰国因此而产生的非常务实的关切，如难民和移民的负担、能源安全、武器走私、人口贩运、健康危害和贩毒，所有这些都给泰国带来了问题。值得称赞的是，这位总理候选人与邻国的政治领导人不同，他支持困境中的缅甸人民。以上种种并不是说泰国前进党不会坚持其民主和人权原则。他们只是为了强调抵抗运动领导人——民族团结政府和少数民族革命组织——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为有望在泰国建立一个新的前进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准备了一些非常务实的讨论要点。抵抗运动领导人，特别是民盟（NLD）的领导人会记得，民盟在2016年上台后，就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并以实用主义的名义，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妥协了许多原则。这就是权力、政治和外交的本质。最后，也可以向邻国政府说明，它们开始加强与少数民族革命组织的关系将是互利的。粗略地看一眼《联邦民主宪章》，少数民族革命组织领导的邦政府和立法机构将在外国投资、资源开采、税收和国家安全的决策中行使高度自主权，所有这些都对与邻国的双边贸易、投资和跨境安全有直接影响。联邦国际关系小组的组建、其在春季革命（Spring Revolution）期间的双边关系和地区外交工作，可以成为缅甸包容性联邦外交政策的开始。在后军方执政团时代的缅甸，无论是在过渡时期还是在联邦民主制度下，外交政策制定都将是一个完全不同、多维度和复杂的过程。戴维敏（DéwiMyint）是亚太地区的缅甸外交政策分析师。
转自：观察员 太印指针
缅甸便民电话缅甸报警电话：199缅甸医疗急救电话：192缅甸火警电话：191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
+86-10-12308+86-10-65612308驻缅甸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95-9-43209657（中国国内拨打）09-43209657（缅甸座机及手机拨打）驻曼德勒总领事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95-9-259172726（中国国内拨打）09-259172726（缅甸座机及手机拨打）